东方网12月10日消息：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新书，写的是一些旧人旧事，对于一个人而言，那个时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同样对于一个人而言，这其中所包含的人生体验和生活哲学，则又是不朽的。这个道理就在于，虽然彼时代给人们所提供的社会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同此时代不一样，但具体的人生体验和生活哲学却可以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一千多年之后，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仍可为我们所用的原因。大体说来，孔子的哲学主张入世，而老子和庄子主张出世，但他们又互有相通之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我所写的这些人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常识的包围之中，他们的生活在简单、朴素、淡泊的外表之下，体现着一种平民的幸福，这种幸福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到的。

人生就像一条河。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从某一座山的一个小小的石隙里，沁出一缕泉水，或是冰川的边沿融化出一股水来，很有可能一条河就由此诞生了。这条河先是细小的、稚嫩的，逐步地，由于山水、雨水和其它小河的加盟，它渐渐成长壮大，或许会成为浩然大川，但或许永远只是一条小河。这条河一路走来，下山的时候，它趁势飞奔，而进入平原，它就不得不放慢脚步。它想笔直地前进，但是一座山挡住了它的去路，它就不得不绕道而行；而走到悬崖边上，它止不住自己的脚步，只好纵身一跳，跃入深渊，而后绝处逢生，又开始追求新的希望，直到逶迤曲折地走完全部的路程，投入大海的怀抱，就像人回到泥土里一样。没有一条河是没有曲折跌宕的，也没有一个完全没有起伏挫折的人生。但是人生和河流一样，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美丽的风景，也可能有屈辱和失败，有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知道瀑布可以造成壮观的景色，而且倘若我们肯花钱在这里建一个电站的话，它就可以回报世界以光明。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在某些严重的关头，冒险一搏，可能就成就了人生的辉煌。大自然给了人们多深刻的启示啊!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虽然有人说老子这里说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但大自然恰好就是自然而然的。作家都在写自己的人生经验，这种人生经验无疑包括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与之同一时空生活的其他人的经历。有的作家的经验像大江大河一样，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把它们写出来，就自然是那样一种气壮山河的故事；我只是一条溪流，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所见到的也大多是一些溪流或是小河，因此我的经验是自然而平淡的。我笔下的主人公，他们既在辛苦劳作，经受着时代的摆布，同时也在悠闲度日，这正如一条小河在平野或是在那些起伏不大的、风景优美的山间平静地流淌一般，我认为他们最可爱之处也正在于后一点。

我坦率地承认，我欣赏这样一种生活，我津津乐道其中的平凡、淡泊、知足的平民作风；我甚至在这些篇章中，告诉人们我的主人公是如何在做卤豆腐和酸腌菜，同时告诉人们他们是怎样吸竹筒水烟和饮酒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穿用住这些起码的生活条件，皆来之不易，所以一旦得到就格外珍惜，就会以一种满足的心情享受之。他们如果得到一个南瓜，或煮、或炒、或蒸，就会做出几种佳肴，吃得津津有味；到什么菜蔬也没有了，他们用酸汤泡包谷饭，用芫荽拌辣椒佐餐，也一样吃得稀里呼噜、满头冒汗、眉开眼笑。要是几月中有那么一次家里可以杀一只鸡的话，那肯定是从两三天前就激动起，幸福的感觉可以延续好久!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平民生活，他们只要能够吃饱肚子，有三尺床榻，再有一间不经常漏雨的屋子的话，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对于不普通的人，这算什么呢?中国古代有一个富人，开饭的时候厨子为他摆出几十样菜，但他面对满目珍馐，仍觉无以下筷，可以想像，他一家每一顿饭都是不愉快的。不愉快是不普通的人的通病，我们在电视剧里常常看到皇帝睡在宽大的龙榻上，因为政治斗争或是因为上百个妃子中的一个而辗转难眠。

当然，一个人的生存和幸福肯定不止于吃饭，为了吃饭，他必须用手或脑子干活。他累了几小时之后，需要休息，按照习惯，到了天黑他要钻到被子里去睡眠，以便恢复活力。此外，他有眼睛，他会观赏周围的景物，观赏日出日落，观赏月光；在当代他还有条件看电影、电视；

倘若他识字，他便可以看小说，读诗歌。他有耳朵，可以用来听音乐、鸟鸣、流泉，听风从大地上掠过的声音。他用嘴巴说话，同亲人朋友交流情感，有时也唱歌，哼戏。他用鼻子嗅闻饭菜的香味，嗅闻花香。他会寻求男女之间的欢乐，生儿育女，他的儿女日渐长大，他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变老，他最后的愿望是，在夕阳下安然享受上帝对他的抚摸。这些感官上的享受，如果还伴之以愉快的心情，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幸福。我同样认为在精神的享受方面，普通人比不普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过去在小镇上，普通人坐在自家的房门前吃晚饭，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千变万化的火烧云，他们会无言地欣赏或是热烈地议论这天上的奇妙景致；而不普通的人们，比如说官僚或富豪，他们哪里有闲心来观看霞光呢?同样，在我们小镇上或是乡下，孩子们，还有大人都是喜欢听鸟鸣的，鸟鸣和天籁是他们最容易听到的音乐，而这些，不普通的人是不大容易听得到的。当然在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的那些树林间也有鸟鸣，但是挥杆者大概只专注于一杆之输赢，专注于他的客户或是领导的脸色，那些美妙的音乐，他是充耳不闻的。设想一个普通的人看《三国演义》，看到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诸葛亮让刘备到东吴去娶亲的时候，大概只会莞尔一笑；而不普通的人看到这样的情节的时候，他一定会拍案叫绝，并结合自己的人事环境深思再三，或则再仿效之，想来书读到这个份上，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愉快可言了。

在不普通的人当中，我心仪的一个人是毛泽东。他经常想念的美食，只是一碗红烧肉，这并不比今天下岗工人的理想更奢侈。他在工作劳累之后，会让警卫员给他弄一只烧芋头来吃，可是由于过分疲惫，他含着半个芋头就舒适地睡着了。他有兴致的时候，会像中国古代的文人一样吟诗作对，他是中国旧体诗词的一座高峰，很可能是最后一座高峰。他有时还会默写唐宋诗词，以舒展自己的胸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却有着平民的情结，因此我相信与其他不普通的人相比，他有过许多幸福的时刻，尽管这些时刻也许是短暂的。

但是在今天，不论是普通的人还是不普通的人，幸福的感觉似乎正在离我们而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笔下老涉及到吃，我把几十年前人们那些简单的饮食，统统说成是美味佳肴，我甚至像一个厨师一样不厌其烦地亲自操刀做给读者看。就吃而言，我认为在小镇生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把人间的美食都吃过了，虽然海参鱼翅没有吃过，但后来领教过以后，我认为它们并不比煮的肉皮和一碗脆臊粉丝更好吃。我们现在已经很少遇见好吃的东西，集体食堂和酒店的饮食使我们的胃变得麻木不仁。而由于工作的繁忙或懒惰，我们又不愿意亲手做饭，我们不再像上一辈的人们一样，把一个新鲜的茄子放到灶洞里去烧熟，细心地去皮，然后撕成一条一条，放上香料和辣椒吃了；更不能想像的是，花两个小时，一丝不苟地亲手拾掇一副猪的内脏，煮一锅白得像牛奶一样的汤。我们的好心情到哪里去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在晚饭过后，拉一拉二胡或是小提琴，放在书架顶上的二胡，灰尘大约有一公分厚了。当然我们有一个借口，说是怕影响邻居。这倒是一个事实，事实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宽了，而自己可以利用的空间却变小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邻居之间在屋檐下聊天的愉悦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当我回忆过去的生活的时候，我有三点体会：一是人生的幸福存在于简单的生活之中。幸福不是金子，因为不一定有了钱之后就有了幸福，更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相反，普遍的现象倒是越是有钱，越是有更多的苦恼。新近弃世的香港歌星张国荣，也算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吧，但金钱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香港人都知道，他自杀的原因是没有幸福，而不是缺钱花。幸福也不是帽子，相反，戴上乌纱帽之后失去了自由，因而也失去了幸福，这倒是一些官员切身的感受；至于那些当官当得众叛亲离，打双抠打得青嘴绿脸，警车一响就胆战心惊的贪官，更是典型的活受罪。事实上幸福是一种遂愿的感觉，简单地说，遂愿也就是心想事成。这样我们就会明白普通老百姓为什么生活得比较愉快了，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他们想要得到的都比较容易实现，所以他们容易满足，也就容易产生幸福的感觉。第二，幸福都是短暂的。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或是听说过一个人，他从生下来之后，在他生存的几十年时间里，都是幸福的。我们说的人，甚至包括封建帝王在内，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封建君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最有条件过幸福生活的；然而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觉，中国的绝大多数帝王，实在是最不幸福的人群之一。他们如果真有幸福的时刻，那也和普通人一样，是短暂的。至于普通人，我们为衣食劳碌，一波三折，诸多人事，穷于应付，不可能天天笑口常开。苏东坡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个话绝对了一些，而且十之八九，也不是先十后八九，也不是先八九后十，如意和不如意是相互间隔而连接在一起的，这就使人生具有了一种喜怒哀乐的节奏，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生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会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丰富的人生体验中，幸福就像是透过乌云的阳光，是那样的短暂而宝贵。第三，享受这种幸福是人的一种权利。《中国人权白皮书》说，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这句表达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观点的话，应该被作为真理来敬重。我以为生存权也可以理解为享受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权利。既然生存包括了短暂的幸福，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享受幸福是我们的一种权利；因为幸福是短暂的，所以尤其应该珍视。中国现在如果需要人权启蒙的话，我以为不必再启发人们去参政议政，倒是应当启发人们去培养享受自己生命和生活的自觉意识。

这就是我怀念过去，也是我要在这本书里写普通人的幸福生活的原因。我称这种普通人的幸福为平民的圣餐，我甚至想把《平民的圣餐》作为本书的书名。但是，由于书里所有的篇章都同“听”有关系，并且篇名也有一个听字；由于我在一些地方已经透露过以《九听》作为正在写作的这本书的书名的设想；由于王干先生和李敬泽先生关于这一组文字的评论文章中，也已经有过几听这个说法，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定名为《九听》。同时我还觉得，如果以《平民的圣餐》作为书名，好像过于实了一点，而书名不妨空灵一些，这样可以给读者多一些想像的空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关于书名，尤其是书的品味怎么样，现在只有留给读者去评说了。

本书收集的九篇东西，有七篇是在《十月》杂志上以专栏的形式发表的，另外两篇则为《大家》杂志所刊载。这一组东西，不论是持续地写下来，还是最后成书，我都要感谢顾建平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这一切将无法想像。这是一个还在上班的人，靠星期六、星期天和晚上写稿子，有时还得不到保证；有一两次，我接到建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三天以后将发稿，而当时要交的稿子还未著一字。我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一样，反复问自己：“写，还是放弃?”当然，我最终是选择了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怕辜负建平。我认为，作家最重要的机遇，不是碰上一位好老师或是好题材，而是碰上一位赏识自己的好编辑。我还要感谢王占军、李敬泽、王干、胡殷红等北京的朋友和云南的几位朋友，他们给过我许多鼓励、指教，同时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具体事。现在有一句话说，真正的朋友不言谢，可是这个谢字不说出来，让我如何心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