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本来应该是很轻松的，就如那漫天的飞雪，飘飘洒洒，浪漫多姿。但是，当我们站在新年的大门口回望着歪歪斜斜的足坛三百六十五里路，心情却是复杂的，就像面对萨达姆被擒、伊朗地震、开县井喷或者是SARS复发……

于是，我们怀着一颗圣洁的不容玷污的心灵，在茫茫时空里寻找答案。2000年前，汨罗河边，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名叫屈原，一篇《天问》，问出172个问题，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他以超越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鄙视着社会压力，打破了习惯思维，他的大胆怀疑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进步的前奏。今天读来，这首诗显得十分生涩，不像手机短信那么流畅。但是《天问》的勇气足以让我们传承。

于是，我们有了年终岁尾这样一部《2003年足坛天问》。在这里，没有任何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也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动机，我们只是和每一位球迷一样天真地想，中国足坛乃至世界足坛多么需要屈原的那种天问精神，把所有的混沌问个明白，把所有的纷扰看个真切。那样，我们才能够心情愉快地轻轻松松地跨进新年的大门坎，在中国足坛，那个门框上写着两个字：中超。

我不知道冯小刚是否读过《天问》，他的贺岁新片《手机》实在是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直率和坦诚，作为一个男人，他勇敢地直面男人的丑陋，毫不隐晦地撕开了男人的伤疤，一部《手机》揭示了一场危机，形形色色的现代人都在这小小的通讯工具面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说假话、说傻话、说脏话、说实话，有一说一，话里有话……这样一个幽默的手机故事多么像我们每天都在玩味的足球！只可惜，我们的足坛太缺少屈原，太缺少冯小刚，一切都在遮遮掩掩，一切都在扑朔迷离，而在这样一个剧情里，足球正在异变，观众正在锐减。事实上，在中国，亿万球迷对足球的审美疲劳已经构成正在进行时的离婚，而意甲英超的魅力正在征服着他们。即便甲A改名叫中超，也很难挽回足球手机带来的这场危机。

事实上，对中国足坛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王健林在《足球之夜》里就说，如果从当年的“渝沈之战”就开始下手，也许就不会出后来这些毛病。看看2003的中国足坛，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说的多做的少，喊的响干的差。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发问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文坛，像刘晓庆、赵安那样的大腕，照样能够该抓的抓，该判的判，“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文艺界的繁荣值得足球界去认真地深思和效仿。

足球需要天问，问题需要回答；足球如同手机，秘密需要暴露。我们举着屈原的旗帜，我们玩着冯小刚的幽默，让新年的钟声带走所有的丑陋和虚假，我们的足球才能够有一片崭新的天地。

屈原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小刚问：“说话方便吗？”请屈原来评判中国足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请冯小刚来拍一部《足球》却是完全可以的。不妨试一试。